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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開明國語課本》再版封面
建國初期語文課本封面

“文革”時期的語文課本封面
80、90年代的語文課本封面
　　語文鬧革命：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
　　提要：今年，語文鬧革命，參與者甚眾。從提筆忘字、繁簡之爭至語文教材糾錯，“沒文化真可怕”的集體吐槽演變成改變現狀的呼聲。一個國家的真正強大是文化的強大，我們曾努力學習外語去瞭解世界，如今我們想花更多時間來瞭解自己。
　　都德的《最後一課》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：校長韓麥爾先生給孩子們講完最後一堂法語課後痛苦而堅定地說：“當一個民族淪為奴隸時，只要好好保存自己的語言，就好像掌握了打開監獄的鑰匙。”
　　今天，是時候說說我們的語文了。2013，語文很忙。
　　關於語文的話題今年尤其多。如果說以往的高考作文、新課標改革還只限於學界、教師及家長討論，那麼今年，“語文熱”絕對稱得上人人“重在參與”。
　　當香港演員黃秋生髮出一條“大陸人不會寫正體字，華夏文明在大陸已死”的微博，招來大陸網友罵聲一片，人們反擊、自省的聲音暴露出大陸人那顆脆弱、敏感的文化自尊心。
　　當央視“漢字聽寫大會”最初幾期播出後，幾乎人們的談資都包含“原來我連‘撲熱息痛’都不會寫”、“沒文化真可怕”的吐槽；而到了節目後半程，人們發現不會寫的字越來越多，對場上小選手的睿智便只有嘆服的份了。
　　當“魯迅的《風箏》要‘飛’出語文課本”的消息一經傳出，微博、微信上很多懷念魯迅的段子此起彼伏，人們知道，自己懷念的是那個始終奉為神明、一直讀不透但總想讀懂的“民族魂”；但很少有人真正去重新看一遍《風箏》，貌似他們在乎的只是那個作為文化符號的魯迅。
　　當“高考總分欲提高語文分值，甚或不考英語”的政策剛剛放出風，它波及到了更多具體的“在場人士”。
　　而當“人教版語文教材竟有30多處錯誤”被曝，我們終於“坐不住了”。除了這些熱門話題之外，諸如“大學語文是該必修還是選修”、“明年高考語文考什麼”等問題也在繼續討論。
　　可以說，這些所有的熱切關註背後，至少反映了一個問題：那就是中國人對於語文，始終保有著一種獨特的情懷——我們深受它的影響，我們都希望語文“好”，因為我們熱愛自己的文化，我們說同一種語言，寫同一種文字。
　　回顧“語文的2013”，我們想說的太多。本期專題採訪了諸多語文教育專家、一線教師還有更多的普通人，我們希望能留下一些屬於這個時代的思考。
　　新中國語文64年詠嘆調
　　【中國新聞周刊網12月9日綜合報道(記者 秦悅)】
　　在我們的記憶里，無論課堂內外、生活還是工作，語文從未缺席過。讀書、識字、明理、樹立價值觀，人生的重要一課往往都是從語文課開始的；甚或一篇高考作文的成敗，某種程度上會影響一個人一生的命運。
　　近年，民國語文教材開始熱銷。據報道：由葉聖陶主文、豐子愷插畫，1932年版《開明國語課本》重印本，上市沒多久就被搶購一空。與此同時，老課本系列如《世界書局國語讀本》、《商務國語教科書》也在網上好評如潮。一本70幾年前的小學語文教材，在70 多年後成為暢銷書，這個現象絕非人們對文化的懷舊，而是人們在中國功利教育背景下的一種出於“自衛”的選擇。
　　以史為鑒，追根溯源，探討“今天語文該是什麼模樣”，不妨先回顧民國時期的語文及語文教育，那時候，“語文很美”。
　　■回到民國 辨明歷史和現實
　　民國語文：精英參與的平民教育
　　1922年壬戌年，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具變革意義的一年。這一年，北洋政府頒佈了《學校系統改革案》，列有七條標準：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，發揮平民教育精神，謀個性之發展，註意國民經濟力 ，註意生活教育，使教育易於普及，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。
　　壬戌學制的主要特點是：①縮短小學修業年限，延長中學修業年限。②若干措施註意根據地方實際需要，不作硬性規定。③重視學生的職業訓練和補習教育。④課程和教材內容側重實用。⑤實行選科制和分科教育，兼顧學生升學和就業兩種準備。
　　新學制，主要是採取當時美國一些州已經實行了10多年的“六三三制”，表明中國現代教育制度從效法日本轉向了效法美國，由軍國民主義教育轉向了平民主義教育。
　　在這種教育思想指導下，語文教育改革在人文教育、生活教育等方面得到了凸顯。民國是一個大師輩出的年代，那時候許多文化精英都參與過平民教育的具體實踐，他們的熱情高漲而朴實。那些留日、留美、留歐的學生，還有當時國內的泰斗級人物，像蔡元培、胡適、陶行知、蔣夢麟、陳鶴琴、魯迅，這些精英都能參與到制定國文教科書的活動中。
　　比如，近年熱銷的《開明國語》，就是由葉聖陶親自編寫，豐子愷先生負責插畫，全部是創作或再創作。出版社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，聘用一流的學者來研究這些教材，每一課就那麼寥寥一二十個字，但他們都要反覆地考量。
　　此外，這些大家的語文教育理念也頗為先進與科學。比如葉聖陶，他不僅僅是大家，其教育理念也很超前，他提倡學生的自學能力與主體地位，肯定學生個體差異。可以說，在那個時代，這些文化耆宿他們是把這個“小事”當成大事業來做的。
　　葉聖陶先生談《開明國本》
　　葉聖陶在《開明課本》的“編輯要旨”里寫道：“給孩子們編寫語文課本，當然要著眼於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。但是這還不夠。”談到《開明國語課本》的編撰感受時，葉老曾說，這部課本400 來篇課文“形式和內容都很龐雜，大約有一半可以說是創作，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據的再創作，總之沒有一篇是現成的，抄來的”。
　　他還說：“小學生是兒童，他們的語文課本必須是兒童文學，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，使他們樂於閱讀，從而發展他們多方面的智慧。當時我編這一部國語課本，就是這樣想的。”
　　對於民國教材熱銷現象，著名學者、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溫儒敏先生有如下解讀：民國教材確實有很多東西值得今天的教材編寫者學習，但那畢竟是70 多年前的課本，適合那個時代孩子們的學習，如今社會發生很大變化，孩子們從小就要接受很多以往可能沒有的新事物新知識，教材肯定要滿足當今時代的需求，不能照搬這套教材的編法，畢竟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教育。(見2011年1月12日《北京晨報》)
　　■新中國語文64年的關鍵節點
　　從“毛主席，像太陽”到“愛爸爸媽媽”；從《八角樓上》到《再見了，北京》；從黃繼光、邱少雲到劉翔、楊利偉……語文課本，如同一面面鏡子，用文字和圖畫定格64年的時代變遷。回顧新中國語文64年的關鍵節點。
　　新中國建國初：以蘇為師，將革命教育進行到底 　這一時期，一方面，建國初期的語文課本，要為鞏固新生政權“添磚加瓦”，堅定人們對於新制度的信心和認同；另一方面，它也必須承擔起提高全民語文素質、統一書寫規範等功能，比如推行簡體字。而缺乏經驗的中國，自然選擇了蘇聯這個現成的老師。
　　在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》中，文化教育工作被賦予了“提高人民文化水平，培養國家建設人才，肅清封建的、買辦的、法西斯主義的思想，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”的主要任務。共同綱領規定，為了實現這一任務，“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、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。”這一時期，教育部正式把“國語”改為“語文”，制定了教綱，“語文”這兩個漢字正式組合在一起，成為一個專有名詞。
　　建國初，中國向蘇聯全面學習現代化、工業化建設經驗。劉少奇建國之初即提出：“中國人民的革命，過去是以俄為師，今後建國，同樣也必須以俄為師。”做到這一點，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體繫上與蘇聯對接。這也體現在語文教材上。上世紀50年代初期，選入語文教材的外國文學作品中，首選蘇聯作品。那些作品大多數是反映蘇聯現代生活的，其中不乏佳作，也有很多政治性濃厚、文學色彩相對比較弱的作品。(2009年8月9日，中國新聞網)
　　建國後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第一課
　　“毛主席，像太陽，他比太陽更光亮。小兄弟，小姐妹，大家一齊來歌唱：太陽太陽永遠光亮，我們跟你永遠向上。”這是建國後第一套小學教材中的第一篇課文內容。
　　那時的小學語文課文很簡單，常常開篇就是毛主席祝詞，課本內容中關於毛主席的很多，如《八角樓上》、《毛主席在花山》、《毛主席尊敬老師》、《毛主席小時候是怎樣學習的》。
　　由於當時處於新舊兩時代交接時期，教材形式上還有著舊的特色。比如課本自左向右翻閱，採用舊時的豎行排版方式，印刷為繁體字。(2009年8月4日，東北新聞網)
　　大躍進時代：作文也“放衛星”
　　在大躍進前後的一段時間里，部分教育界人士已經意識到政治教育不能取代語文教育，沒有基本的讀寫聽說訓練，思想教育無從談起。於是，他們開展了語文課是“載文”還是“載道”、“語”和“文”是否應該分開等諸多有意義的爭論，但都因大躍進以及文革無疾而終。
　　1958年的“大躍進”狂潮，在當時的語文課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其中最大的變化，是中止了語言和文學課程的分科，一批藝術水準較高的文學作品被大量政治時文取代。一些有意義的教改嘗試也因此終止。
　　作文浮誇風飄進了校園，某市教育部門便宣佈：“有幾個學校學生創作指標達到了幾萬篇，如市立師範，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里，學生就完成了4000多篇創作。經典課文也遭到批判，“捕蛇者說所鼓吹的思想，無非就是要求統治者輕徭薄賦，減少對農民階級的剝削。這種思想的革命性是不徹底的，也不可能根本改變農民的地位，是封建毒瘤。”
　　“文革”時期：語文課=政治課
　　文革時期，語文課也成為了“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”，在幾乎每一篇語文課文的開篇，都寫著最高指示：“學習馬克思主義，不但要從書本上學，主要還要通過階級鬥爭、工作實踐和接近工農群眾，才能真正學到。”這種極左做法的一個直接後果，是導致國民語文素質大大下降。
　　在廣州，根據有關研究者整理的資料，1974年廣州市中小學教材編寫組編印的高中二年級第一學期《語文》課本共分為六個部分，一是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關於思想文化工作的論述，二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輔導，三是階級教育，四是大批判，五是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小評論，六是革命故事。根據有關研究者的統計，在上海市1972年《初中語文課本》一、三、五冊中，毛主席文章和詩詞、馬恩列斯文章、魯迅雜文占50.2%，樣板戲選場、評論、總結、家史和通訊占37.3%，古代詩文僅占2.4%。
　　直到1976年，各地的小學語文課本中還有大量具有時代痕跡的文章，比如《毛主席語錄》《一張大字報》《從小愛唱東方紅》等。
　　“革命不是請客吃飯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繪畫繡花，不能那樣雅緻，那樣從容不迫，‘文質彬彬’，那樣‘溫良恭儉讓’。革命就是暴動，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。”在極左思維的影響下，語文課已經完全失去了基礎教育的功能。
　　改革開放初期：語文=工具性+政治性
　　1978年由教育部頒發的教學大綱中，“政治標準第一”仍是原則。不過，在4年後的修訂版大綱中，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“思想政治教育必鬚根據語文課的特點進行”的要求。在1990年，國家對語文教學大綱進行了修訂，加強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。
　　1977年，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之後，立即指示恢復中小學教育秩序，重組人民教育出版社，並對新教材作瞭如下要求：要反映出現代科學文化的先進水平，同時要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。儘管“文革”中一直處於混亂狀態的中小學教材編撰工作開始走上正軌，但1977年當年的語文教科書仍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和“左”的痕跡。
　　1978年，這是一個真正的新紀元的開始，中小學生們拿到了和過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樣的新書。後來有學者評價說，這套課本清除了十年動亂時期的許多謬誤，改正了在政治與業務、理論與實踐等問題上的一些不適當的處理方法，吸取了國際中小學課程改革的經驗和教訓，更重要的是，“進行了教學內容的現代化改革”。
　　1986年，國家再次頒佈新的語文教學大綱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須“滲透在教學過程中”，要求語文教學要在進行語言文字訓練的同時，要使學生潛移默化地受到愛祖國、愛人民、愛勞動、愛科學、愛社會主義的教育。
　　四年後的1990年，國家加強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，並第一次提出了語文教育要“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”的要求。提出要對小學生、中學生一直到大學生“由淺入深、堅持不懈地進行中國近代史、現代史及國情的教育”，培養學生熱愛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感情，樹立社會主義信念，增強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使命感和緊迫感。
　　新時期：向人性回歸 人教社不再一統天下
　　九十年代末，部分專家開始對語文教學進行新一輪的反思。1997年，《北京文學》刊登文章，認為現行的中小學語文教育是“學生的桎梏、語文的扭曲、文學的悲哀”。這些聲音，為新一輪的語文課內容變革拉開了序幕。　　一些語文老師註意到，在新世紀的語文課本中，“愛情”這一曾經諱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麼敏感。在人教版初三語文課本《泰坦尼克號》一文的對白中，就出現了“我愛你，傑克”這樣的表白。而且，在很多教材中，選文所涉及的國家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。
　　新世紀之初的課改更加放開了教材的編纂，使語文教材迅速從人教社一統天下發展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並舉，甚至一個城市的不同區域，也選擇使用不同的版本。
　　新中國語文走過64年的風雨歷程，她如何能繼續健康、堅定地走下去，這不只是教育專家才該考慮的問題，因為我們誰都離不開語文。
　　(綜合《北京晨報》、中國新聞網、《中國教育報》、《開明讀本》等報道及資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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